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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资本形成模式

创新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资本形成模式

吉林信托市场创新研发部主任 研究员  张如石

 

十六大第一次把虚拟经济的发展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并写入党的文件,指出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不仅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升华,同时也是对邓小平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以及今年1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都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看成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并将其同我国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从战略高度看待资本市场发展和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及认识虚拟经济积极作用的又一次飞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同时说明了要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离不开金融支持和资本市场的大发展。

 

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对于“实体经济”,人们都熟知,也很好解释,就是通常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一般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邮电业等产业部门。“虚拟经济”则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通常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一般来说主要是指金融业。目前在学术界,对“虚拟经济” 还有很大争议,尚未成为通用的概念,人们较多使用的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虚拟资本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资本的所有者以股权形式所持有的资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由此看来,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股票交易和证券及银行业,还包含着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等涵盖整个金融业的范畴。所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利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几乎与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运动既是一种物质运动,也是一种资金运动,同时还表现为物质运动和资金运动的统一,所以社会再生产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运动。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再生产运动也是一个复杂的价值运动系统,它们与资本、货币资金和各种有价证券的流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加快,金融活动及虚拟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流通等实体经济不但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而且也越来越依赖于虚拟经济的运行状况。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不外有两个方面,从宏观角度看,它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传递市场价格及其价值预期;从微观角度看,它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提供信息资源和资金支撑。就是说,整个经济能否正常运行取决于整个经济的价值系统能否保持一种稳定状态。对虚拟经济正效用的利用是否有效,金融体系健全与否,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怎样,直接关系到一个产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中,无论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产业整合升级,还是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和产品结构调整,都需要通过金融手段和资本运作,激活原有的资产存量和增加新的资本投入,这些都离不开资本市场和金融支持。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监管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及资本市场发育条件等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和发展中所需资金投入,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和国有银行的信贷供给,由此形成了两大突出矛盾:一面是财力有限的政府,地方财政疲于应付,资金匮乏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一面是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资金流不畅,融资结构脆弱,资本市场畸形。解决上述矛盾的积极有效办法就是,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立健全规范、正常、公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样既可以为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扩大融资渠道和筹资空间,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注入必要的资本增量,也能为那些应该退出的国有资本打开退出通道,实现一部分国有股和法人股以有价证券方式在资本市场上适时撤资,还可以使数额庞大的国有资本通过分拆转让和分割出售等形式,实施国有资本存量整合和国有资本资源的优化再造,进而为吸引那些急欲寻找投资场所的大量民间和社会资金及境外资本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提供平台。

 

一、   东北地区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一种主要形式,也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代世界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经济核心力竞争以及衡量一国金融业发达程度和市场经济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金融及资本交易总量已达到160万亿美元的近乎天文数字,其中金融衍生物为95万亿美元,股票和债券为65万亿美元,而同期全球的实体经济总量(GDP)只有32万多亿美元,仅为金融和资本交易量的20%。世界每天的外汇交易量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2万亿美元,几乎半个月的外汇交易量就相当于全世界一年的实体经济总量。目前,世界股市的市场总额为18.2万亿美元,美国就占51%。由于美国股票、债券市场发达,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大量流入美国,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一大固定证券和第二大股权资本的流入国。美国个人财富中,金融资产占到了80%以上,而在35万多亿美元的金融资产中,股票资产又占到了30%以上。我国大约有28万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其中金融资产约为12万亿元,占42.85%,而在12万亿元金融资产当中,储蓄存款和现金占84%,股票、债券不足6%。目前,世界各国持有美国资产超过了16万亿美元,占世界全部货币资产的75%(我国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大约用72%即26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的债券和股票)。这等于世界各国用自己的钱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换言之,美国是用了全世界16个亿美元的资金来发展自己。

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和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将处于一种“新兴的、不成熟的、转轨过程的”格局当中,“规模小、功能少、效率低、空间大”是其重要的突出特征。这既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也意味着在建立健全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方面仍旧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到2003年底,我国境内股票市值为4.25万亿元,可流通的股票市值只有1.3万亿元,为GDP(11.67万亿元)的10%多一点,成熟市场国家这一比例大多在100%以上。2003年我国银行贷款余额为1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50%以上,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大大落后于间接融资。我国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03年 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达11万亿元,占GDP的94.26% ,说明潜在的资金存量为储蓄向直接投资的转化提供了条件。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经验看,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和中枢,资本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和资本要素的主渠道和基本方式,所以金融和资本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心脏和血液,它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环境和推动力,能有效调节社会资金分配,扩大融资空间和投资的总水平及其边际收益率。资本市场越发达,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产品种类越多,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就越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就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快。现代市场经济已成为高度信用化、资本化、信息化、契约化和金融化的商品经济,不但社会经济日益资本化,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而且资本和金融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东北地区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建设还不尽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现实表现更是不尽如人意,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呈现出“规模小、结构差、效率低、创新不足、发展滞后”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了如下五对既相互联系又互为影响的矛盾:一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严重失衡;二是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三是金融组织的垄断性与所有制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形成反差;四是民营金融的制度性供给不足与市场巨大需求并行不悖;五是融资渠道的单一性与投资需求的多样性矛盾交织。具体表现为:由于资本市场欠缺和投融资渠道狭窄,一方面,东北一些企业的长期资金需要只能依赖银行的短期资金供给,结果养成了企业缺钱就“一扪心思”找银行,依附于货币市场寻求生存,企业发展缺少长远打算。这在企业效益不佳,贷款难以归还的情形下,银行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出现银行“惜贷”与“慎贷”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把银行看成是政府的银行,有钱就存银行,致使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急剧增加,由于银行业务单一,难以有效地运用资金,使大量的社会资金沉淀在货币市场,而资本市场却存在着严重的资金供血不足的现象,资本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可见,缺失直接融通长期资金的资本市场,金融资源过分向银行集中,不仅无法满足企业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需求,银行资产也面临呆滞和亏蚀。此外,金融创新产品种类少,技术含量低,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远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老工业基地振兴对新型投融资工具的需要;金融市场不活跃、渠道不畅或缺位,导致资本积累能力差,资本运作机制不健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从横向比较看,东北地区资本的市场化程度和企业直接融资能力都低于沿海地区及全国水平。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化指数”, 2000年,辽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市场化指数排名第15位,得分比1999年有所下降;吉林排第20位,比1999年后退了两位,其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吉林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机制改革都相对滞后,市场化程度不高。黑龙江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比辽宁和吉林两省的情况要更差一些,2000年仅排在第27位。在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辽宁虽有所提高,在全国排名前移2位,2000年排第11位,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标较差,仅排在第24位;吉林位居第20位,其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标仅排在第25位,黑龙江排在第26位,其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标排在第29位,说明行政配置资金的力量较强,资本的市场化融资和企业自主融资能力较弱。2002年,全国股票总值与GDP的比率为37.4%,广东为36.83%,辽宁30.58%,吉林24.61%,黑龙江23.93%。可见,东北三省在要素市场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低,政府行政干预多,政府调节配置资源特别是计划经济机制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资本市场“英雄无用武之地”。东北124家上市公司中70%以上已丧失再融资能力。目前,东北三省能够通过发审会的新股资源有限。业内有些人士不无悲观地认为:东北拟上市公司中,真正达到上市条件的屈指可数,有的地方至今已连续两年出现无新股、无配股、无增发的“三无”现象。据监管部门的统计资料,如果以2000年核准制开始实施的时间为界,辽宁在此之前的上市公司达48家、居全国第5位,在此之后仅有10家公司上市,退居全国第12位;吉林在此之前上市公司有26家,居全国第14位,在此之后仅上了7家,降至22位;黑龙江在此之前有26家公司上市,排在16位,在此之后只上了8家,退到第20位。而江苏则由之前与辽宁并列全国第5位(48家),上升至第1位,新上市29家;浙江也由原来第10位(43家)升至第3位,新上20家。东北上市公司因再融资能力差,大多通过向银行举债上项目,致使财务成本和负债率普遍偏高。2002年东北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6.2%,比两市平均高5.4个百分点。

从金融创新能力看,东北沈阳曾创办过证券交易市场,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全国目前有3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了54只封闭式基金和50余只开放式基金,基金资产达2000多亿元,而整个东北地区尚无一家基金公司落户。沿海地区民间融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各类投融资机构搞得热火朝天,而东北没有一家民营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全国有风险投资机构近250余家,东部沿海地区占84%,东北仅占2%,全国有风险投资资本400多亿元,东北仅占1%略强一点,而且投资不活跃,民间缺乏认同感,产业投资基金试点方案在国家有关部门那里也没能挂上号。可见,目前东北地区资本形成转化机制还是以“银行主导型”为主,间接融资占主体,真正依靠市场机制引资和具有自主增长、自发调节的投融资形式少、渠道单一、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极为有限。

 

二、积极探索和创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资本形成模式

 

针对东北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现存的问题及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投入巨额资本的现实情况,当务之急是积极探索 “市场主导型、直接融资”的资本形成模式,有效选择、合理拓展和大胆创新跨省及涵盖东北区域乃至国内外的资本流动平台,以此建立市场化融资体制、自主性资本增长机制和自我造血功能,实现储蓄向投资、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化,不断把民间和社会资金及境外资本源源不断地引入东北,最终实现区域资本形成的良性循环。应当看到,东北三省正在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纳入到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之中,并试图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 交融协同与联合协作的发展模式,所以说,目前东北正面临着区域经济布局的整体优化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特殊关键时期,要疏通和拓展东北资金融通渠道,必须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而建立市场主导型的资本形成模式和依赖直接融资的支持配合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将围绕做强做大区域城市群带和产业集群,不断吸引东北内部与外部各项生产和资本要素向区域内汇集,而且在承接发达国家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将由过去的简单“加工厂或车间”阶段,向产业链条的上下游延伸,并力争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工厂”;对资源型及“原字号”产品生产、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并呈现出投资项目系列化、投资管理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从而对金融服务和资本运作水平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东北能否建立健全完备的金融体系,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为社会资本提供良好的流动平台,将成为域外及外商扩大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根据货币资本形态的演变规律,东北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在完成初始积累后,下一步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形态转化,以获取更灵活的投资渠道和更丰厚的投资回报。如果东北金融业和资本市场不能满足民间资本形态转化的需求,不仅资本外流不可避免,而且将形成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瓶颈制约。由此看来,东北地区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流动不仅需要金融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强有力支撑与配合,而且应当尽快建立和形成“市场主导、自主增长、直接融资”的资本形成模式,这既是激活东北金融产业、提升金融体系整体活力和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东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现振兴的前提条件。

 

第一,要大力推进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东北是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最早、退出最迟最慢、受影响最深的“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东北地区投融资体系依然留存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东北应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投融资渠道,建立市场化投融资机制。这就要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除了要在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和消除行政性准入限制、所有制歧视和地方保护等方面采取措施外,各级政府都应弱化“改造主体”的角色,无论是企业产权并购中的融资,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涉及的存量与增量资产整合,都应当主要由市场来决定,真正建立起对政府投资行为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除了在总体上要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之外,从微观角度解决所有者缺位和出资人缺位问题将是下一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具体说,一是要尽快完善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职能,健全对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绩效考核和保值增值体系;二是要进一步简化、下放及至取消现行的投资审批,将投融资决策的权力归还给企业,防止长期以来在行政审批中形成的决策随意、效率低下和无人负责的积弊;三是在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方式多样化的前提下,放松民间资本和其他境内外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限制,有序开放民间投资准入领域。从全国看,几乎是在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制和上市拉开序幕的同时,总部设在天津的渤海银行就开始筹建,而且山东、安徽、江苏、河南也在紧锣密鼓筹建淮海银行,这些拟建中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几乎都有民营经济的身影。特别是广东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江阴商业银行、西安长城银行等多数都有民间投资进入。而东北至今没有一家民营银行,民间投资的总量和比重,与山东和浙江等民资活跃省份相差悬殊。如2002年以来,我省民间投资总量分别比山东和浙江少1696.04亿元和1676.39亿元,仅为两省的17.5%和17.7%;民间投资比重分别比浙江和山东低15.5和14.1个百分点;而且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金融、通信、交通和保险、信托等有较好市场前景和可观收益的行业几乎没有民间投资进入。因此,东北必须切实解决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难题,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机制,加大助推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力度,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者相互联合,通过较大规模的联合实现资本集中,并组建区域性民营银行,增强民间投资者的投资能力。

 

第二,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空间。就总体而言,东北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东北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高出全国水平近6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总体水平已逼近70%左右,有的行业既大大高于这个比例,也远超出全国水平。在资产负债率过高的背景下,许多面临繁重重组改造任务的企业实际上已失去申请贷款的资格,因为这些企业已无新的净资产可供作为申请新贷款的抵押资产或担保资产,表明这类企业并不缺乏债务资金。由此可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中出现了债务性资金相对过剩、资产负债率过高和资本性资金紧缺的双重矛盾。要走出这一资金既缺又过剩的怪圈,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机制和直接融资手段,改造现有的资本市场结构,把大量的信贷存差资金转化为贷款资金、短期的社会资本转化为长期投资、闲散的民间资金转化为企业营运所需的资本性资金,进而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应当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是东北工业驶入重化工业化新阶段的过程,越来越多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重型机械装备工业等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支撑,如果单纯依赖银行等间接融资机制提供长期资金,不仅风险大,而且容易产生流动性陷阱。运用资本市场机制,扩大直接融资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等升级行业的支持,不仅可以减少金融风险,而且会使产业升级过程更加迅速和顺利。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东北等内陆省区一个明显的人才流动现象,就是企业型、创业型和复合型人力资源的主要流向是朝向拥有资本市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东北等内陆省区则成为人才的净流出地。这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因之一就是东北区域至今没有资本市场的联结,由于缺少对周边经济纵深地带有着强烈辐射、吸附和联系作用的资本市场,商品流通中的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只能是松散的和缺乏凝聚力的,难以成为有活力的市场化平台。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是要着手组建东北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具体的设立地点可以考虑选址长春或大连。其管理方式可借鉴有些国家由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或中心资本市场代管,即东北证券交易所可考虑由上交所或深交所代为管理,使东北证交所成为第一个地方性的、具有区域辐射力的分市场。其主要功能是着眼于本地区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力争通过连通区域内的期货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引致各类投资机构进而吸纳民间和社会资金及人才流向东北,催育东北资本市场体系的发育,为东南沿海地区带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提供市场化运作平台。二是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及以券商主导的柜台市场。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迄今已有7家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全国市场、Nasdaq小型市场、柜台公告板市场(OTCBB)和粉单市场等四个层次。此外,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及东南亚的韩国也都有本国独特的多层次股市体系。中国目前只有2家交易所这样单层次的股票市场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近期设立东北证交所尚不具备条件,可在主板市场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现实情况下,尽快考虑在东北成立一个立足东北区域、面向全国的场外交易市场或三板市场。同时,建议引入治理结构完善、资本充足的合格券商作为做市商,在东北先行试点柜台交易。通过各券商建立自己的柜台交易系统,券商之间按照统一标准实现报价信息的互相联通,东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股票就可以由多家券商或股票做市商保荐,并在此挂牌交易。这样不仅可以推动区域性多层次股市体系的建立,还可以充分利用券商拥有的众多证券营业部资源,拓展券商新的投融资功能,使券商在投行业务上的经验与做市交易相辅相成,最终满足东北地区中小企业的多种股权融资的需求。三是加快债券市场的开发建设。我国现已形成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柜台交易债券市场,不仅规模小,流动性低,品种也少,目前只有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和可转债几种,其中国债占60%以上。美国债券市场规模相当于GDP的143%,日本为136%,欧盟15国为92%,全球平均为95%,我国仅为32%。而且债市发展又严重滞后于股市,我国债券市场市值还不到股票市场的30%,而国外债券市场的总规模通常超过股票市场。目前,距离我国政府承诺外资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后期限已进入倒计时,届时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及巨大的挑战,尤其是东北各商业银行由于受旧体制、机制制约,面临补充资本金、改善总量资产和调整存量结构的巨大压力。因此,东北在开发与发展债券市场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建议国家允许东北各省或三省联合发行长期和短期经济振兴债券,国家认可发债总规模,地方政府自定发债种类、时间、期限和发债方式,债券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储蓄利率,并请求中央财政贴息,地方政府自行还本。同时,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允许东北商业银行发行面对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的金融债券,也可以借鉴欧、美、日等国家目前流行的发行定向募集的次级债券,并在存款负利率的现实条件下,积极开发为城乡居民所接受的具有本金安全性较高且收益率高于储蓄率的浮动利率债券、资产支持债券、债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可转换债或可交换债券及组合证券。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和公司债所募集的资金具有准资本金的特点,既可用于弥补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优化核心资产和附属资产,也可以用于技术开发、产品创新、项目投资等长期安排以及用于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等战略投资,企业还可以这些资金为基础向商业银行申请一定数额的贷款资金,从而为企业筹措资金开辟新的渠道。此外,东北还可以发行由各省市地方政府指定的代理机构发售的,专门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市政债券。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可以为城市建设开辟合理的融资渠道,使地方政府隐性财务能够显性化,并将城市的建设费用分摊到各个受益期。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收益适度的高等级投融资工具,市政债券应该成为未来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推进东北产权市场发展。在当前中央企业主辅业改革逐步推进之时,有业内人士预言:未来3至5年内将会是产权交易的大年,近8万亿中央直属国有资产将有1|3通过产权市场进行交易。届时,国有资产比例过高的东北估计至少会有5000亿左右进入产权市场交易,一部分国有资产可能会索性适时退出国有领域。由此看来,东北产权市场的发展还应进一步加大力度,除应尽快在全国产权市场并购同业公会之下发起设立东北同业分会外,三省应携起手来,实行紧密型的联系与合作,共建三省所属的、中心市场注册在沈阳或长春的“金融资产超市”——“东北产权交易中心”;与国内近20家产权交易机构实现“信息联通、技术互补、资源共享”,并充分利用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有利机遇,与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及各国驻华使馆商会建立广泛的合作;积极组织参与东北地区和北京、上海等全国性国有产权交易及境外产权并购,拓宽国内外企业产权转让、资产重组和融资渠道。五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在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证券品种不断增加、证券投资日渐复杂化的条件下,对于相当多个人投资者来说,要通过组合投资来开展有效的证券投资运作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作为证券乃至资本市场的主体性投资者,一般是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信托基金等。由于受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目前还不太可能发展对冲基金,发展机构投资者的重点应放在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信托基金上面。特别是从金融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关系看,这些基金具有储蓄替代品的特点,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要走出高储蓄率、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而民间投资和直接融资不足的窘地,必须在加大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是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过程中,适时把握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契机,并有效运用好“两金”,通过代客理财等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信托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鼓励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创办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及规范的私募基金组织,以推动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群体快速成长,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充分、高效和优质的多品种全方位服务,进一步拓展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和投融资渠道。

 

第三,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区域金融战略。鉴于东北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在出台货币政策时应按照区域经济的特点,实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赋予东北大区分行一定的自主权,使区域内国有商业银行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各分支机构经营与效益模式的差异性,进行有差别的资源配置。对适宜发展的有效益的地区实行重点倾斜式的资金分配,促进其跨越式发展;对效益不好及不适宜发展非竞争性产业的地区适当收缩或退出,由政策性金融及时补上缺位或空位。如商业性金融应尽可能地协助当地财政性资金从一般性工业领域的投入中退出或协助前期在政府主导下被陷其中的信贷资金的退出。具体可采取在沿海或海外资本收购东北产权时适时提供融资支持,或开设“员工持股”专用帐户,在个人资金存入累计到一定数额时提供信贷支持以购买企业股权等。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区域金融战略,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协助体制内资金资源退出而加速体制外的市场力量进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沿海或海外的资产信用资源、个人资产信用资源为金融资本介入东北振兴提供信用保证,同时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彻底切断与计划经济母体的脐带,真正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原则运营。

 

第四,对东北银行的不良资产实施再剥离的扶持性政策。建议国家应充分考虑和照顾东北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特征,根据“分类化解、灵活处置”的原则,将老工业基地商行过去承担和接收的大小“三线”军工搬迁、清理三角债、粮食附营贷款、生活费贷款以及行使的煤炭三产、企业办社会和政策性兼并贷款等历史遗留问题,与经营性贷款资金彻底分帐划开,实行单独挂帐,单独核算,对借入资金的利息能减免的应尽量减免,必须支付的最好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补,并待国家有条件时由财政采取一次性集中核销或分次专项核销。同时为有效处置东北商业银行体制性堆积的不良资产,建议人民银行尽快修改《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法》,松动“贷款人不得豁免贷款及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限制”,或赋予东北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中允许利用资产重组和持有股权等投资的权利,以及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折价处置特定范围的不良资产的权利,并在商业银行灵活、自主减免贷款企业表外利息的基础上,鼓励外资用并购和参股等多种形式加大国有企业改制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

 

第五,应为东北金融业减轻税负。我国金融税制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税种过多,税负偏高。从事金融业务需要交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教育税附加等流转税,如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负及综合税负在5.2%至5.8%之间,不仅高于其他行业的营业税负担水平,也大大高于4%的营业税平均税负,而且还要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外资金融机构则享受一定的优惠)。同时既对个人投资者从事金融产品投资收益征税,还对金融领域的职工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偏高,间接提高了金融产业的人工成本,进而影响金融业的竞争力。为此,建议对东北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在2003年降至5%的基础上,应继续逐步调低到3%左右,同时顺应近年来国际上企业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的趋势,适当降低所得税的税率,尝试实行15%、20%和25%的三级超额累进税率,并尽快统一内外资金融企业所得税制。

 

第六,要加速东北金融企业的改制再造。在配合建行和中行股改上市的前提下,按照多元化投资主体、产权多样性和“因行制宜,一行一策”的思路,从再造金融治理结构入手,加速东北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转轨步伐,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类型的金融企业,使区域内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增长模式和资产结构、财务结构及其所有制结构,尽快适应市场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需要。

 

第七,适时开发并推出适宜的投融资创新产品。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和世界各国资本市场成长的实践证明,投融资工具越多,规模越大,金融产品的组合种类越丰富,涵盖范围就越广,金融交往就越频繁,证券交易和资本市场就越活跃,投资总水平及边际收益率就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所以,要建立东北新的资本市场形成机制,必须大胆开发和利用新的投融资工具,实现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为活化存量资产,处置不良债权,增加投融资渠道,打造东北区域小金融圈进而逐步形成东北亚金融圈创造条件。一是在试点基础上适时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通俗地说,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程,是将一定期限内不能流动的资产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流动的证券,以获得预期收益。它的独特之处和最大优点就是,利用信托交易模式将沉淀的资产变成现金流动起来,从而实现资产变现和融通资金,提升资金的最大时间价值。由于它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创新和融资体制创新,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市场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种信贷资产证券化趋势,目前美国的资产证券化金额已达7万亿美元,约占全美债务市场的30%以上。我国于90年代中后期,由中集集团、中远集团、珠海高速等三大国有企业进行了离岸证券化的操作实践尝试,2003年6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内成功推出了带有“准资产证券化”性质的132.5亿元资产处置信托项目,从而加快了资产证券化的本土化进程,也为处置不良资产创立了一种新的有效模式。多年来,由于体制、机制、政策因素和结构性矛盾所引发的东北一部分老工业企业和大型项目贷款期限长期化的趋势,以及近些年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在银行资产比重中不断升高,东北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开展证券化业务的强烈的内在需求,这在客观上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东北国有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专营资产证券化的专业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借鉴资产证券化交易模式,在现行的信托法律框架内,以债权资产设立信托(也可以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和转让信托收益权的方式,将具有按揭性质的诸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消费品分期付款等债权资产和各种非按揭债权资产,以及企业应收账款、基础设施项目收入、固定资产出租收入等权益资产,通过组合资产形成资产池并打包出售给证券购买者(投资者),从而实现不良资产和债权回收变现。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从根本上说有助于理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内在联系,它既可以为筹资主体提供一种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型筹资工具,使筹资主体能够利用银行信用以外的证券信用筹集资金,解决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再融资难题,同时还可以将不具备流动的资产转变为信用风险较低、收益较稳定的可流通证券,既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新的证券品种,也能为投资者提供新的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从而有利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形成。二是发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是一种以实物为载体的融资手段,具有融物、融资的双重属性,并以“融物”的形式达到“融资”的目的。通常由融资租赁公司吸收股东投资,或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采取借贷、拆借、发债、上市融资等手段,吸引社会资金,然后按着承租人的指定购买设备,是承租人扩大投资,进行技术改造的一种有效筹资方式。承租人可以通过租赁公司采用国际通行的出售回租形式,将已有的有效资产变现,解决流动资金短缺、投资股本不足或用来筹措并购资金。对一些遇到暂时性经营困难,履行到期债务可能会影响公司在银行的贷款额度和企业正常经营的企业,也可争得租赁公司支持,用出售回租方式筹措还债资金,将贷款债务转为租赁债务,以延长还债期限,缓解还债压力。有资料显示,在欧美资本市场上,贷款、债券、融资租赁、票据是债权融资的主要形式,近年来由于融资租赁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吸收直接融资,所以融资租赁交易额大有超过债券和信贷的趋势。而且一些国家利用融资租赁合同的证券化,将租赁物件这种仍在使用的设备资源,很快又变成了可在资本市场流通的有价证券,在货币—设备—货币之间,实现了资产的物质形态与资产价值形态的转换,从而加速了不同形态资本的流通。目前,我国已有42家合资租赁公司,其中经营涉外融资租赁业务的中外合资或合作融资租赁公司36家,有15家中资金融租赁公司,还有200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兼营融资租赁业务。由于体制和政策等条件制约,我国租赁公司缺少融资渠道,特别是资金入口没能解决,从而影响了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特别是东北三省融资租赁业务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融资租赁具有的融资、投资及资产管理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东北应该把发展融资租赁业务作为资本市场模式转换的一项重要举措,可以尝试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有:一种是与资金信托计划结合,开发融资租赁信托计划产品。从2002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推出的“医疗器械融资租赁信托计划”和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推出的“建筑设备融资租赁信托计划”看,利用租赁公司和信托公司具有的租赁投资和集合资金的各自优势,将集合资金与设备租赁两种融资和投资功能有机嫁接在一起,整合成新的金融产品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创新案例,而且有可能成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另一种是财政租赁等其他公益类融资租赁。这种融资租赁创新的代表是深圳金融租赁公司对广东省各地教育局的融资租赁计划,其特点和优势表现为:对租赁公司而言,以财政投入作为租金来源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因为这相当于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对设备制造商而言,由于可以将债务变现,因此解决了资金上的困难;对承租的单位而言,融资租赁可以克服财政投入短期内不足的缺陷,提前实现教育事业或其他公用事业水平的提升。在当前市场信誉度不高的情况下,这是融资租赁业非常好的选择,它既避开了银行业的竞争,又能得到稳定的收益。所以,财政租赁等公益类融资租赁产品将是未来融资租赁业创新的趋势。还有一种是针对资产包一揽子融资租赁计划。目前的成功案例有上海金海岸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贵阳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签订的涉及“医疗、机械制造、化工、轻工行业设备等带有政府采购色彩的十几个打包项目”。这种新的融资租赁产品对实际使用设备的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足够的信用,可能很难从银行或租赁公司直接获得资金或设备,通过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资产投资机构作为直接的承租人,这些企业就可以获得融资租赁公司的设备;政府采购采用融资租赁也减缓了财政压力,用政府明天的钱来完成今天的投入,可以提升采购设备水平,同时也不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在整个环节中,商业银行为总承租人担保,制造商作为设备回购承诺,出租人以设备所有权作抵押为承租人进行担保,这样承租人、银行、制造商和出租方共同承担租赁风险,使风险充分在各有关方之间分散。这种融资租赁业务更适合于东北老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以及一些大型制造业集团用来促销集团产品。而东北的机场、港口等重点建设项目也可试行土建投资和设备投资适度分离,设备投资可向境外实行融资性租赁。对于融资难、信用度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打包方式的融资租赁业务是非常及时和有效的投融资创新形式,也不失为招商引资的一种新的模式。三是创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机制。从长远看,要改变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依赖政府直接投资的局面,增强政府经营城市资产的意识,地方政府应按照有关规定,对城市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和熟化,提高其附加值,有计划出让土地使用权,足额收取土地出让金,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对涉及地方政府许可的基础设施收费权、使用权、经营权等,也应尽可能通过招标、拍卖或相关建设项目收取资金,专项用于重点建设,并根据不同项目分别设立项目公司,明确投资主体,实行法人责任制,并向有偿投入、有偿使用、专业化投资运作和市场化经营方向过渡。从总体上看,东北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GDP的2%,低于联合国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入一般不应低于GDP的3%的标准,有些城市现有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一半以上已陈旧失修,四大管网急需改造,许多城市中马路“贴膏药”、楼堂“揭层”问现象非常普遍。长期以来,市政公用事业单靠地方政府投资包办,只讲投入不讲回报的机制使已建基础设施面临尴尬境地,政府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从总体上运作城市,盘活城市资源,实现城市资源配置在容量、结构和秩序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必须创新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对城市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及准经营性项目,应广泛采用国际上比较通行和成熟的BOT、TOT、BT、PPP或PFI模式。如对城市水业(包括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燃气供应业、垃圾处理设施、收费道路等有合法收费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可面向社会招标,通过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将其运营、管理、收费和转让的权力特许授权给中标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境外企业及其他社会投资者(包括私人),由该中标企业自行筹资建设此项基础设施,建成后管理其运营。按照建设部颁布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特许经营的期限根据行业特点、规模、经营方式等因素确定,最长不得超过30年,以保证中标企业在偿还建设负债后还能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利用TOT(转让—运营—转让)方式,把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转让给各类经济实体尤其是民营企业,以收回建设资金并清偿自身债务,企业在经过特许经营期的运营、管理后再把该项基础设施转让给政府。还可以利用BT方式,由企业筹资建设,建成后直接转让给政府。对于诸如城市轨道交通、公交设施、机场、医院、体育场馆等本身虽能产生一定现金流但难以在长时间内实现回报的准经营性项目,还可以尝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PPP或PFI这种集融资、建设、经营和转让为一体的多功能投融资方式,以鼓励民营企业、私人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发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和企业及民间共同承担相应的投资责任与融资风险。采用这些特许经营权方式,有利于缓解日益增长的城市化发展的融资需求和落后的融资体制之间的矛盾,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走向市场化创造条件。

 

第八,金融部门要为各级地方政府在实施振兴战略中出谋划策,充当理财咨询顾问。伴随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社会资金(资源)可能将逐步游离银行中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运作,局部地区有可能阶段性出现国外所说的“脱媒”现象,这是商品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和高度市场化的一种客观必然。特别是中国经济经过连续、快速增长,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并有120万个家庭的存款跃上了10万美元的阶梯,众多城乡居民个人面临着未来退休保障责任的加大,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投资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的预期等,表明个人理财需求时代已经来临。与此同时,伴随大批企业通过上市或借壳融资以及大量境内外企业重组和产权购并的趋势,各类企业和金融消费者不再象以往找银行只是寻找贷款,他们开始寻求更加全面、综合、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比如从项目发展初期的市场调研、财务分析和融资方案拟定,到中期的投融资安排以及后期的帐户管理,都需要有实力、有经验的金融机构为其合理筹划运作,以防范控制风险,保证最大收益。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摆脱作为经济主体和主要投资人的特殊角色,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产业布局调整,以及利用诸如特许经营权方式开发建设地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项目和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诸如项目招投标中介、项目移交回购咨询、BOT项目融资顾问、资金管理理财等服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中,选好、用好和管理好项目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还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部门,都应当把投融资中介、项目经纪人和理财咨询、财务顾问等很好地开发运用起来,以联系好项目,发现好项目和支持好项目作为己任,发掘当地具有市场潜质的项目和产品并精心安排筹资融资。近年来,东北各省市的许多考察团纷纷赴东南沿海地区联系项目、产品和融资合作。应该说这种考察交流的成效是不容质疑的,甚至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值得深思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过程中的东西联系、南北互动和内陆与沿海的交流,以及项目和产品的发现,已发掘项目和产品的融资,是否都要靠这种清一色的考察方式,再加上投资贸易洽谈会形式。考察是短暂的、飞燕式的,热闹的洽谈会总有闭幕之时,除此之外的东北与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的联系靠什么力量来推动和滚动?经纪人制度和理财咨询顾问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来筹划,甚至可以大张旗鼓地提倡发展经纪人制度和理财咨询顾问中心,以便在东北与外部地区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接触面广泛的、深层次的联系,从而发现和促成那些在短暂的、偶然的、一般性接触时所不能发现的新项目和新产品,撮合那些资金、技术、原料产地在东北与国内外散布而不能聚合的项目、资金及产品。经纪人是一个经济范畴,不单是指经过注册的有专门知识、技术和一定资格的个人、合伙组织。扩展说,一个投资基金或投融资(信托)机构、一家券商或投资银行,就可以充当经纪人,这些金融机构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综合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就能够组合强大的咨询和理财顾问团队。我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建立“小政府和有限政府”,这种市场化的改革要造就“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其中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之一,但它有赖于形成一个成熟的咨询机制及其产业,因为一个成熟的咨询产业可以为政府带来真正成熟可靠的决策建议。早在1980年,美国就有785家专门从事政府咨询的基金会,其资产超过了2000万美元的基金会就有50家,到2003年仅华盛顿就有1500家政府咨询机构。有了这样一个咨询产业的存在,政府的决策就有三个保证:决策的范围是广泛的,一个重大的决策可以得到众多决策咨询机构的论证;决策建议是独立的,每一个决策咨询机构由于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提出决策建议时不容易被他人所左右,而且为了赢得自己的咨询信誉,咨询机构会下大力气对决策方案进行分析,提出的见解,为政府出谋划策,使政府决策省心、省力、高效;由于有众多的咨询机构,它们之间会展开竞争,从而使政府决策的效率得以提高。不否认,东北调整改造进程中是缺少资金,应该说这是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面临的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难题,但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东北更缺少的是投资咨询产业和理财顾问部门。所以,东北地区应该建立起为个人(乃至地方政府)理财引路的投资顾问型金融超市,以便为百姓提供更全面、更细致的金融服务;建立为企业改制重组和并购所需融资及安排银团贷款、结构性融资贷款、出口信贷项目融资和夹层融资等起“穿针引线”中介作用的,和提供一揽子组合投资与理财服务的经纪人;建立为政府决策方案“采购”起出谋划策和智囊作用的代理外埠目标客户的搜寻及确立、代理产业整合方案设计中的资产评估和融资中介、受托境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监控的投资理财咨询及财务顾问,金融部门担当此项重任,责无旁贷。

 

第九,引进新的金融投资者和战略投资人,招募民间、社会及境外资本。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应当以改革开放为前提,以改革开放促调整,以改革开放促改造。从发展资本市场和建设区域金融体系来说,这除了要不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外,还必须打破省际间资本市场的封闭格局,冲出现有的金融体制“围城”,不断推进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应当看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金融开放的步伐有所加快,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业在机构、业务、地域及客户等方面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来说,不仅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和扩展目前仍处在量的积累变化之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比较小,融入中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程度还非常有限,就是国内金融资源的相互交融及区域性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也远没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上形成气候。然而,按照入世所做出的开放承诺,到2006年底之前,开放进程留给中资金融机构的过渡保护期已经很短,时间相当紧迫。因此,必须把东北金融业的开放提升到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上。一是吸引各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创投公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LL)等落户东北,特别要争取世界500强中的金融机构来东北设立分支机构或组建中外合资银行。二是建议东北各省吸收部分民资和外资联合组建东北金融控股集团,将各城市政府所持有的本地城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的股权变成控股集团对这些公司的股权,各城市政府成为控股公司的股东。集团公司建成高水平的金融企业,为地方及企业发展逐个设计优化的金融方案,并通过协调旗下所管理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金融机构,对地方和企业提供综合打包金融服务,并为今后走向混业经营寻求平稳的过渡平台。三是组建中外合资与合作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入世谈判时,对信托业开放的限制基本上没有涉及,可以说发挥信托想象力的空间相当之大。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托投资公司已经开始引进外资实现整合,考虑到信托业广泛的业务范围和对外资进入的宽松限制,可以预料信托业很可能成为未来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此,东北信托业要通过跨省合作或适时引入外资,组建信托控股公司及中外合资与合作信托投资公司,以扩大受托资产管理规模,打造区域特色品牌,走出去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四是设立中资和中外合资与合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申请在东北及境外组建产业投资基金。从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看,目前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平均在1亿元左右,最大不超过1.5亿元,但管理的基金资产一般均在100亿元左右,少的几十亿,多的已超过200亿。成熟市场国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一般是本身资产的上千倍,甚至上万倍。通过组建证券投资基金,发挥基金管理“以小博大”的功能,既能吸纳东北振兴所需的社会资金,也能通过资本市场投资运作,优化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还可以为给区内增加新的税源,有利于增强区域金融的竞争力,提高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看,应借助于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有利契机,请求国家给东北地区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特许政策,根据东北资源和产业状况,组建诸如中资或中外合资型汽车产业振兴投资基金、中草药业开发投资基金、绿色食品基地发展投资基金、生态农业建设投资基金等,广泛吸引民间和社会财力及境外创业投资资本向东北产业流动。五是推进东北区域内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业在业务合作方面的创新,形成东北区域金融货币市场、信托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产权市场优势互补、联手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六是建议国家批准把东北三省有条件的保税区(主要是大连保税区)过渡到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并进行离岸金融业务试点,或设立离岸金融管理机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推行宽松管制政策,支持在东北的外资银行、合资银行从事离岸金融业务。

 

第十,要重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资本逐利的特性以及现阶段金融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使我国金融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大企业集中。不否认,这种集中虽符合市场法则和效益原则,但在东北地区确实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以至于东北广大农村的金融供求失衡的问题已越来越显现化,局部地方的县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出现了金融资源“空心化”的倾向。据有关资料统计,广东省和浙江省单位GDP占有的金融资产增量分别为0.35和0.56,而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分别仅为0.26.0.29和0.23,有些市县不足0.1。在广大农村,农信社上演着农村金融的“独角戏”,农信社运用自有资金或支农再贷款,大面积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以及其他经营性贷款业务,成为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但实际上,农信社的经营状况和金融服务功能一直不甚理想,不少农信社支付压力和生存压力过大,超负荷运行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与农村“金融主力军”的称号极不相称。所以,在具有明显的农业工业“二元性高原”特征的东北地区,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绝不能慢怠“三农”,尤其是涉及“三农”的金融问题更不可小视。一是重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重点应对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的功能进行合理定位并做必要的调整,核心是强化政策性银行职能,推进农村信用社体制转换,建立以合作金融为基础,以政策金融为主导,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发挥作用的农村金融体系。政策性银行兼有银行和财政的双重职能,其对农业项目的先期介入,可以有效分解风险,引导和鼓励包括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境外投资机构以及农民个人在内的社会投资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建议国家开发银行应将业务向“三农”延伸,有效扶持农村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条件的县区也应在严格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利用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混合所有制金融组织。总之,应尽可能通过诸如扩大农发行和开发行业务外延,催化政策性银行的导向功能,增强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放大效应,借以达到用少量政策性资金拉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服务“三农”。二是建立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农业是个比较效益低、投资风险大的弱势产业,自身资金积累慢,故农村资金市场呈现严重的“失血”和“贫血”状态。所以应以政策性银行机构为主,政府出少量资金为辅,有计划地引导、培育和发展县域金融担保组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在为农户和县域中小企业直接提供担保,切实解决农户及农村个体私营经济融资担保难的同时,对企业互助担保机构和商业担保机构提供必要的再担保。同时由农户、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三方协商,在农户贷款时向保险公司投保,消除农民投资的后顾之忧,锁定银行贷款的风险,不断完善县域信用担保组织体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消除投融资障碍。三是建立县域行业发展基金会,支持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根据东北县域的不同情况,应当由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对县域经济综合开发设立项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和农村组织及广大农民参加、县政府适当出资和金融部门参股”的行业发展基金,资金委托给有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的农业社团组织或农村信用社管理。同时,县域金融和财政等有关部门应主动运用贴息、垫息、补贴、预拨、配套承诺、前期启动、以奖代补和担保等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杠杆形式,以及提供诸如中长期授信、捆绑式贷款、政策性融资等特定用途的投融资扶持,吸引和带动信贷资金、境外资金,投向农业基础性、公益性和服务性领域,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导向作用和乘数效应。四是完善信贷支农政策,强化支农再贷款作用。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应将东北各省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额留在东北,并通过分布在县乡的农信社投放支持“三农”。五是强化政府分担地方金融风险的责任机制。建议在中央财政增加一次性特殊补助金的基础上,由地方财政筹集部分资金设立地方贷款风险准备金和金融风险救助基金,中央财政返还东北地区一定比例的资金也可以作为其资金来源之一。同时,地方财政应适当提高本地区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呆坏帐的核销力度,特别是按一定比例承担农村金融机构对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形成的呆坏帐损失,从而硬化地方金融风险拯救资金安排的约束,提高金融机构对支持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来源:      时间:2008/7/18 17: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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