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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信托业制度错位与制度重建的思考

摘要:本文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及其对股东、管理层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角度出发,解释了经营制度错位对我国信托业困境所产生的基础性作用,并进而分析了当前我国信托业制度中依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美国信托业经营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指出了创造和维护信托业的特许权价值是进一步完善我国信托业经营规则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信托公司;金融风险;特许权价值;制度错位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历程中,信托业扮演的角色非常独特。以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设立为起点,我国信托业从恢复经营起,在短短不足30年的时间里反反复复历经了5次全行业整顿。信托业的定位以及由此决定的经营制度更是几经周折,从最初作为在国家银行体系之外一类新的境内外融资窗口,到实施金融混业经营的试验田,业务受限制的准银行机构,再到被监管当局定位为专门从事“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性财富管理机构,前后变化之大在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制度演化中罕见。

  与此同时,我国信托业的经营风险之高也出入意料。这种高风险不仅表现在全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从最顶峰时的近800家降到目前不足60家;更体现在以回归信托本业为目标的第5次信托整顿之后短短3至4年时间里,又有近10家信托投资公司出现了理论上似乎不应当再发生的支付危机,被迫市场退出。在这些事件中,大量信息不透明的关联交易以及信托资金的随意混用,不仅使信托业始终难以摆脱黑箱操作的名声,更加剧了行业的经营风险。或许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监管当局在2船7年初再次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规则做出了重大调整,进一步限制了信托投资公司的自有资金投资范围和负债能力,甚至将“信托投资公司”这一名称更改为“信托公司”,以凸显其作为专业理财机构的功能定位。

  对于在我国信托业发生的这一切,人们已经作出了多种解释,比如我国信托文化缺失、信托配套制度缺位、金融监管不力等等。应当承认,这些解释在其分析范围之内都有一定道理,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造成了我国信托业的风险。然而,我国信托业历史上之所以多次成为监管整顿对象,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原因是许多信托投资公司存在经营管理混乱、巨额资产损失和资不抵债等问题。将这些问题的出现仅仅归结于对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规则上的变化和限制是不够的。毕竟,早期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一类准银行金融机构,尽管受经营规则的限制,其存贷资金利率高进高出,具有比银行更高的风险,但在我国社会资金相对匮乏的20世纪80-90年代,这种业务模式具有可行性,并不必然导致重大经营损失。而2001年第5次信托整顿以来的业务规则主要是将信托投资公司重构为一类收取手续费和佣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机构,更不应当发生如此高比例的经营损失。因此如果不从我国信托业制度中的其他方面寻找根源,就很难真正理解过去和现在我国信托业困境的根源。

  本文认为,我国信托业持续多年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信托投资公司内在的强烈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行为,而股东和管理层之所以出现高风险承担行为,是由错位的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制度直接决定的。如果在经营制度上没有为信托业保留一定的“特许权价值” (Franchise Value),在监管上又没有切断信托公司股东或管理层攫取公司经营现金流的控制权收益的制度途径,那么一种被学者描述为“通过破产而牟利”(go bankruptcy for profit)的金融机构高风险承担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二、我国信托业的困境:简要的历史回顾

  我国现代信托业的演化始于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托投资公司在我国时隔近30年后再次出现,是我国金融部门不自觉地实施增量改革的产物。“中信”的成立显然并非要在中国引入、培育信托制度,而是有两大目的,一是探索银行之外的引进外资及融通资金的新渠道;二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之外,引入具有一定市场调节功能的新型因素,推动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在1980年6月出台的第一份涉及信托的政策文件《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通知》中指出,“银行要试办各种信托业务,融通资金,推动联合”。可以这么说,人们只是碰巧使,用了“信托投资公司”这一名称而已。因此,我国恢复重建的信托业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以银行业务为主营业务、金融实业并举的混业经营之路。

  198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下达《关于积极开办信托业务的通知》,指示各地利用银行机构网点多、联系面广的有利因素,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办信托业务,以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搞活银行业务,支持国民经济建设。此后,各银行纷纷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试办信托投资公司,办理信托存款、信托贷款、投资等业务,主要被银行用作突破信贷计划管理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财政收入分成制度的实施,各地区、部门也纷纷自行组建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之外迅速形成了以融通资金、促进地方(块块)经济和部门(条条)经济发展的另一类型的信托投资机构。这类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充当政府对外融资的窗口,为地方筹措银行计划体系之外的建设资金。1982年,全国信托投资公司数量达620家,1988年更多达745家。

  我国信托业的这一市场定位和结构在此后近20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只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变化在一些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上有些调整,机构数量随着几次大的清理整顿而有所起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86年4月颁布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方式实际上均类同于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不同之处在于,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运用范围比银行还要宽泛,不仅可以从事实业投资,而且后来还率先开展了证券投资业务;同时,信托投资公司的负债来源相对十分有限,实际上难以按照官方利率合法获得资金,这迫使信托投资公司只能走上以高息揽存、乱拆借、乱回购等违规方式融入资金的道路。

  由于在经营制度层面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成本高昂,而贷款利率却受到与商业银行同样的管制,信托投资公司无法发展出一个基于信用风险定价的稳定信贷业务模式,也就是说若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经营,信托投资公司的“牌照”没有太多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托投资公司被允许从事许多高风险投资业务,经理人却很容易利用这一制度漏洞将高息拆借来的资金投向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从中获得私人利益,甚至投给自己的关联企业直接加以侵占却不受监管和法律制约,换言之,信托投资公司的现金流控制权收益很高。这就使得经营者非常热衷于不惜代价做大信托投资公司规模,酿成巨大的道德风险。

  信托投资公司这种经营模式不可避免地与我国的利率管制政策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总需求紧缩政策产生周期性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是导致我国信托业被反复停业整顿的直接原因。从1982年开始到1998年为止,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先后4次陷入全行业整顿的困境。但在整顿模式上,无外乎是不断收紧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切断信托投资公司与银行、资金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之间的资金往来联系管道,并没有从培育信托投资公司的特许权价值和减少信托投资公司的现金流控制权收益来思考问题,结果反而进一步挤压了信托投资公司的政策生存空间,导致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越来越严重,资不抵债越来越普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扭曲了其风险承担行为。

  1999年3月开始的我国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旨在跳出历史的怪圈,彻底化解我国信托业的经营风险。监管当局一方面对大量问题严重、地方政府不愿救助或无力救助的信托投资公司强制实行市场退出,另一方面对少数经营状况良好或者经营状况尚可、地方政府又有意救助扶持的信托公司,在其重新注资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后予以重新登记。此次整顿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制度再造,引导信托公司回归主业,真正开展信托业务,成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性金融机构。

  然而2004年以来,德隆系旗下几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以及庆泰信托、泛亚信托、金信信托等公司爆发的支付危机表明,信托业问题的解决远非如此简单。尽管信托投资公司已经不再允许吸收存款,但通过向委托人提供确定的、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预期”信托收益,信托投资公司依然可以透过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继续向不特定公众筹集资金。人们很难说清,这与第五次信托整顿前通过资金高进高出来维持生存的信托业有何本质区别。

  三、制度错位:融资平台功能和风险易发性

  我国1999年第五次信托整顿与之前的多次信托整顿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信托投资公司的定位不再是准银行机构,而是要促使信托投资公司回归以财产管理为核心内容的信托本业。然而,决策者的思路依然是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的负债能力,包括限制信托投资公司借款,禁止信托投资公司吸收存款和发行债券等,在资产运用范围的调整方面没有太多新意。从资产运用角度看,在新的业务制度下,信托投资公司依然难以找到稳定的低风险盈利模式,这是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都可以从事财产管理业务,竞争的激烈程度使得在这一市场上的任何特许权价值都主要依赖于金融机构的人力资本优势。与此同时,信托投资公司被赋予了一个“固有业务与信托业务并举,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和产业投资市场贯通”的全能型业务范围,进一步放大了信托投资公司的高风险资产运用渠道。

  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信托投资公司依然具有鲜明的融资平台功能,并且在风险管理层面具有极强的风险易发性。信托投资公司不仅无法抵御和吸收单个信托财产运作失败的经营风险,反而可能将单个项目的经营风险放大成整个公司的支付风险。这反过来就一步加剧了信托投资公司股东和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为了说明这点,对第5次信托整顿完成后,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制度的一个扼要描述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人民银行 2002年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相关业务规则的界定下,信托投资公司具有如下业务特征:

  1.在固有业务方面,信托投资公司资产业务十分广泛,与整顿前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更加宽松。新的制度允许信托投资公司对外投资的比例最高可达到净资产的80%,而且由于不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信托投资公司几乎可以将所有资金用于较高风险的贷款和投资领域,使得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如银行存款、国债等)占比理论上可以接近为零。与此对应,尽管信托投资公司的负债业务受到限制,不能吸收存款和发行债券,但可以拆入其净资产一倍的资金,担保其净资产一倍的资金,并可以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进一步扩张其融资能力,因此依然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融资渠道。

  2.在信托业务方面,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办理以任何财产为标的的信托业务,并且在信托财产的运用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尽管对于资金信托业务,在资金募集方式和募集规模等方面有“不得公开营销”,“单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少于5万元”,以及“不得承诺最低收益”等规定,但这些限制性规定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软广告、开展以信托受益权转让为特征的财产信托业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信托财产预期收益担保等方式轻易突破。与此同时,信托投资公司的关联交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由于允许从事实业投资,其固有业务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关联交易;对于信托业务,虽然在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经委托人同意或交易条件按照公允价格进行,但由于委托人把信托合同视作一种融资契约,往往只关注资金回报,再加上公允价格的决定在实践操作中也有很大弹性,因此从事此类关联交易也非常容易。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在上述制度框架下,市场环境和历史惯性的作用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难以成为资产管理市场的主力,而只能更多地发挥融资平台的功能。

  首先,信托作为一个舶来品,由于在我国缺乏相应传统,导致其只是被简单地当作一种资产管理的工具。而在资产管理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和信托投资公司的历史声誉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在业务渠道、业务经验、产品研究开发能力等方面都没有优势。信托投资公司在证券投资理财业务、资金托管业务等领域的客户争夺上,均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的利率管制政策在客观上为银行体系之外的非正式融资活动创造了足够的需求和利差空间,因此一方面用比银行存款利率更高的价格吸收公众资金,一方面向难以获得银行融资的高风险行业或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在盈利模式上是可行的。历史上,信托投资公司也是这类融资的主要提供者。由于这两方面原因,信托投资公司提供的所谓资产管理服务,自然而然地以吸收信托资金并加以贷款运用的业务模式为主。其次,按照上述固有业务范围,信托投资公司即便是守法守规,不通过任何关联交易抽逃资本金,仅仅由于允许其高比例对外投资,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融资平台功能。理论上,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业务资本充足率可降到9%左右.,其融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倘若信托投资公司再进行一些并不算违规、充其量只算擦边球的交易活动,如开展信贷资产回购式受让业务、信托业务与固有业务上的关联交易等等,其融资能力更进一步扩张。这对那些企图利用信托投资公司融资功能为自身服务的股东而言,显然非常具有吸引力。最后,尽管信托投资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高达3亿元,但出于监管容忍(regulatory forebearance),加上对信托投资公司资本金的功能认识不清,因此在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时,出资形态不限于货币出资(只要历史上货币注资合计达到3亿元即可),也不要求保持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与此同时,由于关联交易渠道的畅通,相当多信托投资公司存在注资不实或资本金抽逃、侵蚀问题。这种局面加剧了信托投资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使得信托投资公司甚至可以变成一个以破产来牟利(go bankruptcy for profit)的所有者掠夺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分析为什么在当前制度下,信托投资公司不仅无法抵御和吸收单个信托财产运作失败的经营风险,反而具有将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为支付风险的效应。

  出于“信托私募、风险自担”的认识,监管者预设了信托不存在支付风险的前提,因此就没有对信托资金运用范围作出任何限制,也没有要求信托投资公司为信托计划到期时信托财产的流动性作出安排,更没有建立信托计划通过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基本理念。信托投资公司通过集合信托计划吸收的资金往往直接对应于单个产业投资或贷款项目,这样一来,中间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众所周知,单个融资项目失败的情形总会以一定的概率发生,一旦项目失败,信托投资公司就面临无法按信托合同约定归还信托财产的难题。然而在现有的业务模式下,即便是合规业务(更别说信托保底的情形),由于缺乏明晰的业务流程和谨慎义务标准,信托投资公司也难以举证自己已经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恪尽职守,从而免责(尤其是涉及关联交易时)。单个项目失败的经营风险很容易转变成信托投资公司的整体支付风险。作为一种自发的风险解决机制,信托投资公司以类似吸收定期存款的方式处理到期信托计划因此显得十分自然。

  总之,我们的分析表明,信托投资公司的融资平台化倾向和风险易发性并非偶然的,而是信托业现有制度的必然结果。信托投资公司不仅在制度上具备融资平台功能,而且风险的易发性使得其事实上只能发展成为融资平台。当真实资本严重不足时,倘若监管者对于信托投资公司的这种高负债、高风险特性缺乏透彻的认识,在制度上没有设计相应的风险控制手段,一些信托投资公司甚至会进一步向财富掠夺工具的方向蜕变。这正是 2004年以来不少信托投资公司再次发生支付危机的内在根源。

  上述制度缺陷的要害在于,把信托简单地作为金融理财工具对待的前提下,赋予了信托公司实业投资和关联交易两大功能,这使得信托的融资平台价值得到异乎寻常的扩张,进而导致其业务运作和风险承担模式发生扭曲。作为对上述制度缺陷的补救措施,2007年初,我国监管当局发布了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并调整了相关的信托业务规则。在新的制度框架下,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只能够用于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和金融类公司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固定资产投资等业务,不得再办理实业投资。信托公司的同业拆入余额与净资产占比上限降为20%,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对关联交易也加以限制,不得向关联方融出资金或转移财产,不得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也禁止以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作为质押进行融资。如此一来,信托投资公司融资平台化的两大制度基础,即实业投资和关联交易就得以消除,与此同时,在信托业务上,新的制度明确禁止信托公司以卖出回购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并要求信托公司开展自有资金与信托财产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并且逐笔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事前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就一步削弱和节制了信托公司成为所有者掠夺工具的可能。

  然而,新的制度依然没有为信托公司确立稳定的盈利模式,从而未能向信托公司提供足够的特许权价值。在现行制度下,信托公司的所有者掠夺倾向尽管会得到大幅度削弱和节制,但依然无法在激励机制上改变信托公司股东和管理者的高风险承担偏好。对此,一个直接的证据是,将信托资金以贷款方式投向高风险房地产开发领域,同时只向委托人支付有限的固定回报,依然是信托公司的一个重要业务模式和收入来源。由此可见,由于现行制度在创造信托业特许权价值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信托公司风险易发性的内在机理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四、制度重建:寻找符合我国信托业发展规律的制度模式

  前文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要想使信托投资公司回归信托本业首先必须彻底取消其融资平台功能。要使信托制度真正为社会所接受并造福于社会,必须对我国信托业作出更全面的制度调整,使得信托机构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商业模式,在承担可接受的经营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向社会提供专业的信托服务能够获取社会平均资本回报。只有这样,信托业长期以来的高风险承担偏好才能够真正从内在机制上得到消除。

  然而,与其他财产管理方式相比,信托并不一定具有更加出色的财产增值能力,其优势更多体现对财产的安全管理和灵活分配受益权。或者说信托的首要功能是一种安全继受财产并灵活安排其受益权的机制。这就决定了信托业的收入来源主要取决于其向客户提供灵活的财产安排的能力,而不是在此之上派生的财产保值增值功能。由于这一特点,信托服务费用率通常很低,成熟的信托业模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所管理的信托财产的规模经济。因此,信托业的特许权价值十分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培育,即激发公众对于低风险、低收益信托服务的需求,而不是只面向少数高收入群体的私人资产管理服务。只有把信托业的基础建立在此之上,信托业才能真正繁荣壮大、,这已经被世界各国信托业的发展历程所证明。信托业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能够给我国信托业的重新定位和制度设计提供一个极富意义的启迪。

  1.信托业的主体并不天然是商业银行,但商业银行的信用和声誉决定了它是天然的信托业主体。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早期美国也是以独立的信托公司为信托业的主体。事实上,在1915年以前国民银行甚至没有经营受托业务的权力(fiduciary power)。在业务范围上,美国早期的信托公司也与我国目前的情形类似,从贷款、有价证券投资到实业投资什么都做,甚至还可以承兑支票。所不同的是,美国的信托公司接受开立的是信托账户,而不是以信托合同方式吸收资金。只要信托公司做到了尽职,该账户的损益就由账户受益人承担。由于信托公司不需要为信托账户缴纳存款准备金,国民银行在与之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到1908年,信托公司的总资产已经相当于全部国民银行的1/2。但信托公司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社会信用的过度扩张和金融市场的混乱,并部分引发了1914年的经济危机。

  1915年,刚刚成立不久的美联储不顾信托公司的反对,赋予了由其监管的国民银行经营受托业务的权力。国民银行资金雄厚信誉更高,因此一介入信托市场,就成为美国信托业的新锐。在竞争压力下,许多信托公司的经营逐步转向投资信托业务。到《1940年投资公司法》出台后,信托公司的投资信托业务被大量规范为共同基金,信托公司数量进一步减少。目前,美国的信托业包括国民银行、州银行、信托公司和储蓄机构等多类机构,其中FDIC保险的国民银行和州银行完全成为信托业的主体。这种格局并非偶然,而是由信托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信托的前提是信任,受FDIC保险的国民银行和州银行无疑比规模较小的独立信托公司更容易受到客户的信赖。

  2.信托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合理的业务模式。美国的信托公司早期的业务范围十分庞杂,资产膨胀迅速,但由于缺乏适当的分散投资和过多投资于股票市场,风险抵御能力非常脆弱,再加上信托资产运用过程中同样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因此在1940年以前,行业形象并不佳,发展也不稳健。《1940年投资公司法》出台的背景便是彻底规范投资信托业务,对何种行为属于公开募集资金,以及在资金募集、资金运用环节应遵守哪些限制措施作出了全面规定。

  《1940年投资公司法》出台后,投资信托被规范为共同基金,美国的信托机构不再开展共同基金业务,而专注于发展真实的(bona fide)信托业务,大体包括四类:公司信托业务、与雇员养老金账户有关的信托业务、个人信托业务和遗产信托业务。其中,公司信托业务主要指附担保公司债信托等业务品种,这类业务通常无实际交付的信托财产,不需要设立信托账户。后三种业务涉及信托财产的管理,需要开立信托账户。在信托财产的管理方面,后三种业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属于信托机构仅负有“消极管理义务”的指定用途信托,约占全部信托财产的75%;信托机构积极管理的信托财产占比不到 25%,运用方向主要包括存款、国债、市政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其他短期债券、股票、不动产抵押和不动产等领域,其中运用于各类有价证券的比例占80%左右。

  应当说,战后美国信托业之所以发展比较稳健,除了服务对象清晰、信托财产运用审慎外,重要的是有清晰的业务模式,尤其是养老金信托业务。事实上,与养老金账户有关的信托业务是大头,占全部信托财产80%以上,而这种账户的发展,是与个人对未来生活开支的长期安排(恰好与信托的首要功能相吻合)和税收激励分不开的。

  3.以信托账户为基准集合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无论对信托业还是监管者而言都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将属于多个受益人的信托财产集合管理运用,在许多时候符合节约成本的客观需要;同时,将信托财产按照组合投资的原则运用于资本市场,也是一种分散投资风险的有效形式。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其本质是否属于证券发行的质疑。倘若不加管制,一些信托机构必然借此逃避相关法律下的义务,扰乱金融市场。事实上,美国早期投资信托业务的混乱与此不无干系。

  对此,OCC发布的《9.18条例》和SEC的大量解释函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其要害就在于信托机构(不论银行还是独立信托公司)集合管理信托财产时,必须先设立集合信托基金(collective trust fund)或集合投资基金(collective investment fund),并且该基金只能向已经在该机构开立的信托账户募集资金,若超出这个范围募集资金或信托账户被认为没有真实信托目的,则该基金必须按照接受《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约束,并向SEC登记。此外,《9.18条例》还就这类基金的运作作出了大量规定,主要包括不得发行凭证或代表基金利益的其他文件、亲自管理义务、每三个月一次计算基金价值并接受账户加入或退出 (房地产或其他变现能力差的投资每年一次)、账户退出应在最长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提前通知、自有财产不得加入基金、信息披露等等。

  4.在广义的受托业务(fiduciary activities)之下,信托业务(trust business)和代理业务 (agentbusiness)一道,构成了美国信托机构的主业。而信托业务之区别于代理业务,就在于必须以审慎人标准为业务准则。美国的信托机构不仅开展信托业务,而且也大量接受代理账户(agent account)的开立。从最贴切满足客户需要的角度出发,信托机构在广义的受托业务之下,灵活提供信托服务或代理服务,而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类型。尽管不论是信托账户还是代理账户,都由账户本身承担资金运用风险,信托机构不得对账户本金或收益提供任何担保。但在信托账户资金的运用上,信托机构必须按照审慎人标准(prudent man)行事,尤其当信托账户的管理方式完全由信托机构自由裁量时,法律规定其投资范围只限于FDIC保险的银行存款、国债、基本等同于国债的其他联邦债券等极少数有价证券。这充分体现了受托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信托财产的安全持有,而非增值。因此,当客户希望财产最大可能增值并愿意承担更高风险时,信托机构往往会推荐其选择代理账户,而非以安全为首要目标的信托账户。

  5.在信托市场发展的初期,受托人积极管理的信托财产必须与其自有资本建立一定联系,以避免受托人过度冒险或欺诈行为,切实保护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尽管信托账户的损失由受益人承担,但在美国信托业发展的早期,监管当局为避免信托机构过失或恶意管理信托财产给受益人带来损失,要求信托机构每运用一笔自由裁量的信托资金(当时不限于国债等有价证券),都必须向州检查官指定的机构存放一笔等值的有价证券。这种严格的做法最大可能地避免了信托机构在管理信托财产时采取过度冒险或恶意欺诈行为。

  总之,美国的信托业发展历程表明,一个良好发展的信托业,不仅需要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等众多主体参与,而且应当突出信托安全保管财产的首要功能,在信托账户制度的基础上,初期重点发展“消极管理型”的指定用途信托,尤其是促进信托在养老金账户这类只能承担较低投资风险的领域的运用,并建立一定的风险准备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积极管理型的信托业务,同时对自由裁量的信托账户限定投资运用范围。只有当信托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相应的内部管理能力和外部投资能力时,才允许信托机构不仅可以集合管理信托账户,而且可以适应客户需要灵活提供可集合管理的代理账户。

  五、我国信托业制度重建的基本思路

  国外实践表明,信托制度在财产管理、资金融通、投资理财和社会公益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功能,既可用于财产托管、监护子女、赡养老人、执行遗嘱、管理遗产等方面,也可用于投资基金、企业年金、资产证券化和慈善事业等方面。然而,在一个缺乏信托传统和信托制度并且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里,信托制度很难出现自发演进而必须依靠政府推动的制度强制变迁。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国信托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对我国信托业面临的问题和信托业内在发展规律的分析充分表明,要促进我国的信托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只有改变当前的信托业定位扭曲问题,使信托业回到符合其内在发展逻辑的道路上去,才能得以实现。我们认为,我国信托业的经营制度可以考虑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

  1.必须改变信托业是以代客理财为主业的错误认识,推广信托的首要功能是安全继受财产并灵活安排其受益权的理念,树立信托业是以安全管理财产、稳健投资为特色的低风险行业的形象。对于自由裁量信托账户,其投资范围应当主要是国债、高等级企业债等低风险品种(对于长期锁定运用的信托账户,可以适当选择和期限匹配的风险投资品种),并应当强制按组合投资方式加以运用。对于追求高回报并愿意承担高风险的短期资金,允许其在信托机构开立代理账户来加以管理运用。

  2.应当引入信托账户制度。信托公司接受信托财产(无论是货币资金还是实物财产)除签订信托合同外,还必须开立信托账户,并按照合同规定的用途管理信托账户。彻底改变现有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模式,真正贯彻以信托账户为基础的私募原则,对于集合信托计划,只能对已有的信托账户募集,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募集,凡是不符合这一做法的,都必须视作发行证券而应纳入证券监管部门的统一监管;并且集合信托计划必须组合投资运用,不得对应于单个项目,而且当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领域时,必须做出流动性安排;可在定期计价基础上,允许信托账户从集合信托计划加入或退出。

  3.需要明确信托账户的投资风险由账户受益人承担,国家和信托投资公司都不承担信托账户的损失。在行业发展初期,信托公司应当按照信托财产的一定比例(区分指定信托和自由裁量信托)建立风险准备金,或者交第三方存管,或者要求其银行存款和国债占净资产的比例在30%以上。在任何情形下,信托财产都不得与信托公司或其关联人的固有财产进行关联交易。必须在信托资产的规模与应当缴存在第三方的信托风险准备金之间建立的一定联系,从而切实约束受托人的行为、保障受益人的利益。

  4.需要打破陈旧的框框,积极鼓励商业银行通过收购信托公司名正言顺地开展信托业务,并明确商业银行的托管业务、养老金账户等都属于信托账户,以减少制度设计成本和降低监管复杂性。对商业银行的各类托管业务,应当要求其成立专门的受托部门予以管理,商业银行开办各类的委托理财业务,也属于广义的受托业务,应统一归并到商业银行的受托部门。

来源:      时间:2010/9/17 8: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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